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彼皆于其时,应是人道和文明宣扬之最力者,而又于其迹,各见克尽其任者。文明之中心,与时所以移动者其存由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久知此间之肯綮,〔……〕
内藤湖南主张,生于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国民,应“以斯邦而尽其人道之天赋”。(注: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2-133。)内藤这种主张,与他在台湾时所发表的台湾评论,颇可互相发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中的思想倾向:帝国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年上野专一、福泽谕吉、内藤湖南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专业领域互异,例如,上野是专职外交人员,福泽是提倡“脱亚入欧”的西化论者与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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