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湘南到港后，康有为令其“总诸事，会同勉办，乃一概无书电来，雪固可责，汝亦可怪”，造成消息顿绝，调度不灵。康知“一人必不能兼营”，再度调整安排，于6月27日分别指示徐勤和叶湘南：“后此内事筹划、接信电、复信电，湘可专之：其应接人士，抚绥豪杰，则勉意气激扬，能感动人，勉则专任外交可也，与湘分职。若镜能出，则湘、镜总之。尚恐事多人少，树园、季雨（春孺亦可）皆极密，可入办事。惟虽总外交（是总抚豪，尚不可见外人也，恐有泄），尚须力戒性直口疏之弊乃妥。”“既定湘总要事，湘少接人而专办此事，多设箱部，如开一铺然。一切书札谋划皆归湘总持，收发、指挥、复信及电，湘一人尚虑不足，树园、季雨、春孺三人（寿民亦可，易一亦可，须人多些，且可会议，岑襄勤亦如此），必以一二人同办乃可，否则仍恐不办。”并严词告诫叶湘南：“今定以勉为外交，汝总复信及内中筹划事，后此有时不报，惟汝是问。”（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7页。）以后又补充道：“管帐寿民、湘南可会同办理，支发收发，季雨亦可帮办。”（注：《致办事诸子书（一）》（1900年7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2页。）
港澳总局原以澳门《知新报》为基地，但香港便于汇款、交通，所以当勤王筹备加紧进行时，港澳总局的主要活动地移至香港。康有为提出：“港太近城，且人多口杂，行事易泄，不如还澳之为佳，留春孺、寿民、季雨接应足矣，惟澳无夜船，恐误事，可商之。”（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从后来情况看，这一建议并未实行。1900年7月，康有为指示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将各埠保皇会汇解之款，港中额支公款细数及额外支款，以及所购军械*发往各军情况，均按月造具收支存贮总册，“一存港，一报星洲”（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3页。），则港澳总局的重心仍在香港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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