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在抱怨：“今弟子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宇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0页。）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注：《康有为致邱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2页。）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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