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蚕桑公司的同时,梁启超又请康有为“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联系到其计划正是准备“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4页。),用意相当明显。
二、港澳总局
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谙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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