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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王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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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7: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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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与同薇书》谓：“二月廿八棠既不来，薇应有书告我，三月四日可收我一电还，棠可同来，省尽无限事矣。而乃使棠来问，不用信问，安有此理耶？”1901年4月5日《与同薇书》谓：“李棠归，行李全失，又闻李棠有不欲还之意（闻其告寿文等皆言不还），不可不以恩抚之，可在拨支江叔项下拨廿元与棠（江叔家用已在此支矣），以沾补之，并时常催令还庇。祖母信来谓我疑棠，我何有疑之，用之十年，亲同患难，安有疑之之理。汝母可叫棠来，力解之，并嘱其早来便是。”（《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65-166、171、191页）而二人应为康家近人。），毕竟无力发挥指挥中枢的作用。港澳总局的设立，实际上成为保皇会的执行机构，康有为是通过港澳总局来领导指挥整个保皇会，尤其是该会所从事的勤王大业。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以横滨《清议报》为总公司所，与澳门《知新报》同样具有收集各地捐款的职能，令两地组织机构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1899年，梁启超即因汇款等事，与港澳总局诸人有些过节。他后来检讨道：“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表示要“痛自改悔”。（注：《致知新同人书》（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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