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否存心敷衍，不无可疑。他自称在檀香山筹款，因当地华人经自贼劫火之后，损伤500余万，元气大耗，美洲华人又多工人而少巨商，“虽竭其力不能多有所助”，计划筹集10万，到3月下旬不过4万，而且尚未收款，须两三个月才能陆续收齐。直到6月中旬，梁启超筹款不过八九万，除以2万为本试图借贷大款外，余款已寄港澳1.4万，寄日本1.6万，还准备再寄日本1.4万。（注：《任公与港澳同人书》（1900年6月17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0页。）不过，梁启超确实怀疑过港澳总局将美洲筹款挪做他用，如助《知新报》、开书局、办学堂等，而不用于勤王大业，将来无以谢天下之望，向华侨交代。（注：《与夫子大人书》（1900年3月13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戊戌政变后康门部分弟子情绪激昂，在宗旨、手段上与康有为渐生歧异，其思想的若即若离导致行动上的明显不合拍。康有为所担心的，正是保皇会内部分崩离析。其时徐勤与梁启超等江岛结义者之间，虽有宗旨分歧，关系尚好。（注：参见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其对康有为的态度，很可能并不只是运作不畅那般简单，至少有独断专行，自行其是之嫌。这样无形中加深了保皇会内部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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