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总局虽然掌握机要，保皇会“大事仍由南佛主断”（注：《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1900年5月19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6月，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人改变前此散款招人的做法，“专留款办械”，让徐勤与叶湘南熟商，但又担心办事人有异议，所以特别附言道：“吾已定意，姑令议之。然恐各人不知情形，徒生事也”。（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99页。）然而，尽管康有为掌握最后决定权，却必须通过港澳总局才能掌握全盘情况，否则无法决策。恰好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保皇会上下沟通不畅，导致整个组织指挥不灵，行动不力。对于王镜如和徐勤掌局，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感觉刚好相反，梁启超对于王觉任等人主持下的港澳总局极少复函大为不满，康有为却指责徐勤道：“镜如昔任事，每水必有极详情形报我，汝乃绝无，真可怪也！”（注：《致徐勤书（四）》（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对于康有为的来函，徐勤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或者虽有复信，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如丘逢甲归后，康有为尚有数函言他事，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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