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康有为一方面指示港澳总局健全机制，明确分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导徐勤等人做事方法：“汝任大事，但识一劳而已，乃至近来无书与我。我发交各件不复，汝若疾，亦应令湘南复我，安有此理！我虽不能遥制，亦当令我知之，或者愚者千虑，足为小补。我受天下之责望，其有失误，皆我之咎罪，人亦责我，而不责汝等……汝不来报，令我不知各事，又不知西省情形，无从指挥，即如前数亦然。若曾来报，则它言固不能行，而一切截止，东牵西补，或调回上海之款，或请岛略添汇，亦可早成羽异军。徒以汝不报，我不知，至令束手，亦由不报之故。”他肯定徐勤精忠自律，不畏劳苦艰难，而批评其“性直躁，不能优柔而深思，一见人事即批驳，而不思中间之有故。又隘不容物，好言人失，言语太轻，不识人情，满肚子但是圣贤高义，而不知以人待人，皆与办事相反。”（注：《致徐勤书（四）》（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告诫徐勤自己应注意劳逸相济，对人则“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各办事人小费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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