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皆当体贴及之”（注：《致徐勤等书》（1900年6月5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可是，港澳总局似乎并无改善，“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忠、雅）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令康有为“如处幽室”，令新加坡热心志士“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盛怒之下，康有为对港澳总局严词训斥，几近咆哮：“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安有天下大事而若此乎？中国之大，吾受天下人之责，而乃在梦中，听汝诸狂儿骄子舞弄，不理不恤，有此理乎？令人气塞！似此性情才调而任大事，有倾亡而已。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以此大事，托于骄子之手，此吾之谬而已。”“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注：《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2页。）
表面看来，徐勤等人不复信不报告只是运作问题。四五月间，康有为派梁子刚回粤办事，命港澳总局接应。（注：据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井，井上，即梁子刚。如果此说并非托词，则康有为等人函中所谓“刚事”，当为梁子刚运动清军内举。）梁到香港后，徐勤等给康有为去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既无存款数目报告，且并不函言此事，真乃奇绝。是我之权，竟不能行于诸子，电可不复，信可不复，数目可不报，徒令我焦急彷徨，坐哭大局，真可顿足切齿。当办大事之际，岂可令我日日相责。”不仅如此，“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此间既不知存款若干，从何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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