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拿甚严。上谕：“西洋人潜赴内地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18] 所有被捕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在审讯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传教士的*目的。正如乾隆所说：“西洋人既欲传教, 亦当在广东附近之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分，何必远赴陕西？此皆关系案内紧要情节，必须彻底根究。”[19] 他怀疑“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0]
五十年三月，审讯结束，查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与回民起义毫无关联。但是，这些传教士无视清政府的*，私赴各省，秘密传教，梅神甫、安多呢等，竟以西洋人藏匿山西、山东达一、二十年之久，殊干例禁，不可不严加惩治。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宣布：“此案本应按律定拟，将该犯等即置重辟，第念伊等究系夷人，免其一死，已属法外之仁，未便仍照向例发回该国惩治。因令刑部将各该犯牢固*，以示惩儆。”[21] 与此同时，乾隆又令广东巡抚孙士毅，将审判结果就近传集正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各国商人，详悉晓谕，使他们咸知感惧，益加小心，恪守内地法度。并严申：“如有情愿赴京者，仍准报明督抚，具奏伴送，不得仍前潜赴各省传教滋事。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当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典也。”[22]
对于中国籍神父，乾隆认为：“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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