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24]  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25]  因此，大批教民遭到了与中国神父一样的厄运。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26]  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六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亦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7]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并强调：“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8]  据英文数据记载，广东省内从广州到南津县，各地的官员都受到降级处分，共罚银70万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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