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它各省的官员，乾隆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呢吗．方济各等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二十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30]
许多地方官都因此受罚。为哆罗作保的行商潘文岩等人也深受牵连。教案发生不久，广东巡抚孙士毅就奏言：“洋商潘文岩等不能防范哆罗罗马当家，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情愿罚银十二万两。”乾隆谕道：“准其认罪，并令将此项银两解交河南漫工充用。”[31]
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终以传教士囚禁刑部、中国教徒充军伊犁、失察官员降革罚银而停止。留居京城，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不甘心就此结束。他们多方营救，极力斡旋，希望乾隆能改变对传教士的判决。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
五十年（1785年）四月，遣使会派罗尼阁来到北京，接理中国教务。罗尼阁，法国人，精通天文历算。乾隆召见，颇为赏识。初授钦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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