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驾牛和使用犁耙的方法、教授五谷收割的方法。彻底改变当地落后的耕作方法。杨英又指出，这必须要由克已奉公的官员去推行，必须用心抚绥，务使家喻户晓。同时，要制定奖惩办法，垦田多，努力耕作的赏，懒怠玩忽不努力的罚。要根据各户的男女人口数、耕作能力，分配田土，官府则计亩征税收粮。同时推行教化，移风易俗，逐步实现“雍熙之世”。[33]
郑成功采纳了这项重要建议，命杨英主其事。此后的事实表明，台湾的农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例如，施琅以其亲身经历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写道：“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34]
再如，郑成功收复台以前，新港、目加溜湾、肖垅、麻豆四个高山等族村社的民众，还是“计口而种，不贪盈余”[35]这是因为生产技术落后，而无法多种。后来，据郁永河《裨海纪游》记载，郑氏后期，“四社番亦知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36] 这说明，郑氏政权的不断努力，使高山等族的土著村社的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郑成功的“5?18”谕令同时还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台湾开始形成，而这种土地所有制则包括“官田”、“文武官田”、“营盘田”三种不同的土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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