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04页。）丘逢甲不过中产之家，即使席卷家资也不能说拥有“巨赀”，可见其夸张不实也。《寄鹤斋诗话》所说的“军饷不发”是军饷不继还是扣而未发，也并不作出明确交代。丘家房屋被焚是实，却不是丘逢甲部下所焚，而是日人所为。（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一言之差，既错怪了前人，又误导了后来者，遗害甚大，为文岂可不慎！《让台记》和《台海思痛录》所记领饷事，连时间都十分含糊，难以令人置信。后者更是出奇，既然兵勇“无事安居”，怎么还要食“半饷”？既然，“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怎么几个月就“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可见，“挟款以去”说并无真实材料，只是道听途说，不加详考，任意臆测，缀而成文，极不严谨，何足凭信？这几位作者皆应在前贤之列，相信决不会有意诬枉丘逢甲，而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的缘故。请故意：他们虽是当事人，却又是局外人也。不过，这个前人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今天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却有可能解决了。
首先，不妨先了解一下义军是何时开始领饷的。丘逢甲开始招募义勇，是在1894年秋季。他的乙未诗稿有一首《菊花诗》：“去年菊花时，奔走为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鲲洋。”即指此而言。但当时的义勇并无正式的编制，也无粮饷可领。唐景崧在是年10月28日的奏稿中说得很清楚：“臣于闻警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孥，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注：《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第6卷，第3888页。）与《台海思痛录》系私人记述不同，此乃官方正式文件，理应以此为准。可知当时招募义勇只是“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孥”，以备“有事择调”而已。这种局面维持了半年有余，直到夏历三月初（3月下旬），丘逢甲由唐景崧奏准改刊“统领各路义军关防”，才是义军有正式编制之始。亦即从此以后，义军始有粮饷可领。《台海思痛录》作者由于不了解其体制变化，将义军成立以前和以后的情况混为一谈，以致引起后人的误会和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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