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考虑地利因素外，人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据称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处建立根据地，“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2〕。 而唐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唐的力量已被纳入该会的战略部署之中。1900年5月底， 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3 〕立即指示澳门总局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4〕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在此之前， 保皇会虽然制定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5〕。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让陈翼亭等9 位统兵将帅率部由粤袭桂，夺取桂林后，由唐景崧驻守，一面收复广西全省，一面利用唐景崧原籍灌阳一带民俗强悍之便，召集湘、桂边界的全州、灌阳、兴安等地会党数万人，作为先期趋袭长沙的勤王正军的后队。康有为指示道：“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6〕据此， 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 月，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之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还进一步劝说道：“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7〕。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 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佯作欲“还港办事”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8〕， 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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