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中国与印度、缅甸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25〕。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但对边疆事务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萦的大事,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26〕。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感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深有感触,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但对国家民族的兴亡并未忘怀。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并在康的支持下组织地方团练,表面维持治安,暗中另有所谋,成为庚子双方合作的契机。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曾为官陕西汉中。易顺鼎5 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1877年20岁时中举,但5度会试,均名落孙山。他曾问业于王kǎi@②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贾宝玉议论”〔2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易实甫观察赠所著书,一支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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