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建立台湾民主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ｈé＠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子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张之洞援台之事。他与自江宁赴台的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28〕。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三立子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复〕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之语。”〔29〕庚子时，陈宝箴之名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与陶森甲、龙泽厚等策划“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30〕。陈、陶、龙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还不足以显示其*态度的全貌。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宦途*，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趋近革新派的言行。他们对腐败朝廷不满，表现出怨恨离异的倾向，即宁可违旨抗命，也要保全社稷。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勤王自立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其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31〕此言虽事后所发，却可视为时人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 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32〕作为废约依据，这一主张的提出应与熟悉西洋政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他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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