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化过程。综观其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底英国垂涎香港至１８４１年２月１６日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止为第一阶段。此阶段，道光帝的态度是：对英军企图染指香港保持高度警惕；对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进行严厉斥责、惩处。
１８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昏愦而又刚愎的道光帝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为由，将“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②］，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赴广东办理“夷务”。１１月２９日，琦善抵粤后便开始“求和”活动。１２月４日，英国方面向琦善提出包括“要大马头一处，永远居住，如澳门样式”条款在内的和议条件１４项。［③］英方提出的所谓“澳门样式”的“大马头”，事实上是觊觎着类似香港等粤、闽、浙沿海的某一岛屿。１２月１４日，琦善将和议情形上奏朝廷，称：该夷“又言：所占定海，无难交还，惟必需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给一处，以便退交定海。”［④］琦善在此奏折中同时又表示：“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⑤］对于琦善所奏和议情形，道光帝于３０日谕军机大臣，表示：“该夷反复筹张，难以理谕，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今该夷挟定海为要求之具，种种鸱张，殊为可恶！”并“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豫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好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⑥］同日，道光帝又发出调兵上谕：“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令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资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⑦］
１８４１年１月６日，道光帝接到琦善“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的奏折。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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