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指出：“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邑，大逆不道，复载难容。无论交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可凭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义师，歼兹丑类，务将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②⑦］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国企图强占香港的基本态度，我们认为：道光帝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竭力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严正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对琦善的严肃处理和为防止英军强占香港而调兵遣将，表明了道光帝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的决心。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阶段的道光帝仍有昏庸之处。如，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专办战守”［②⑧］，道光帝对此置之不理；又如，１月１２日，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上《琦善难为主将折》，认为“琦善意主苟安”，“全无威略”［②⑨］，道光帝对此议亦不以为然。倘若道光帝能及时采纳万、唐两人的主张，那么，广东的局势必定大为改观，至少英军不会如此轻易地强占香港。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道光帝接到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至１８４２年５月下旬道光帝令耆英仍带钦差大臣关防赴任广州将军止为第二阶段。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军强占香港的态度是：反对英军强占香港，屡屡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并对对香港被英强占负有直接责任的琦善从重惩处。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道光帝从广东巡抚怡良的奏折中得悉香港已被英军强占。奏折中称：“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该夷意以香港视为己有。要害之地为其所据，相去虎门甚近，片帆可至。”［③⑩］道光帝得到香港被英军强占奏报当天，接连发出四道上谕：一是从严惩处琦善。上谕称：“现据怡良奏报：英逆盘踞香港，称系琦善说定让给，已有文据；并伪发告示，称该处百姓为英国子民。览奏殊堪痛恨！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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