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夷兵驻守，侦察甚严。复有汉奸在该处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其对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连泊。是该逆竟以香港为巢穴，而汉奸亦藉以为逋逃薮，奴才等现虽防守，刻刻不敢忘战，俟有可乘之隙，再当相机妥为办理。”［④⑥］对于奕山奏报的香港情形，道光帝在上谕作这样表示：“逆夷踪迹靡常，情形诡诈，著该将军等随时侦探，即行具奏，仍严密防堵，毋稍疏虞。”［④⑦］这里，道光帝只强调“防堵”，再也不提“进剿”、“收复”香港了。
６月２１日，奕山奏折中提及“在香港裙带路造有夷楼五十余间居住，将原盖篷寮尽行拆去”［④⑧］。对此，道光帝在７月８日的上谕中说：“逆夷于香港裙带路地方，公然建造楼房，安置妇孺，显有久据之意。该将军等相度情形，（于）能于逆党聚居之处，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④⑨］这里，道光帝尽管注意到英国人在香港“显有久据之意”，但他没有令奕山“收复”，只是要求奕山“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
显然，在南京和议之前的几个月间，道光帝对改变英军强占香港这一现状已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英军强占香港的既成事实。
７月上旬英军侵犯上海后便溯江而上向中国腹地进犯。此际，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等投降派纷纷活动，向英军乞降求和。面临着军事上节节溃败的道光帝不得不依重于耆英等投降派人物向英军乞降求和。７月１６日，道光帝谕耆英乘机派陈志刚与英人议和。密谕称：“广东现在通商，未闻该夷有误伤商人之事，且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无如该逆逞凶陷地，屡肆鸱张，既来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堵。今观伪示，该逆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机开导。著耆英即密派陈志刚等前往该处，作为己意，谕以大皇帝恩威并用，即如上年〔二十一年〕在广东讲说时，一面议及通商，一面即攻坏炮台，在皇帝大度包容，并不计较，亦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何以尔国径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扰，占我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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