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以致即使后来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刘永福已略识之无,但在读书人眼里,他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1883年,唐景崧入越与46岁的刘永福会晤,事后在《请缨日记》中写下他的印象:刘永福“不识字”;①1855年刘永福回国,张之洞在接见他后奏报清政府,说他“不识文字”②。10年后,易顺鼎赴台湾见刘永福,在《盾墨拾余》记称,刘永福“朴陋无文”。③撰写《刘永福传》的三水李健儿,也在《书后》称:刘永福“不学”。④
在外部世界剧烈变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不能不影响了刘永福的成长,限制了他的才华发展和一生事业:他不能够通过书信函件广泛地和外界建立联系,这妨碍了他对于世界大势的了解和掌握,使得他不能很快地接受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能使他的爱国精神得到更高的升华和更多的表述,当然更限制了他提高黑旗军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对于自身及黑旗军的这些致命弱点,刘永福在甲午战败后已经觉察,并力图弥补。与刘永福关系密切的铁禅上人记称:“将军以黑旗中人大都起自陇亩,后此宜注意世界学识。光绪丁酉(1897),曾拟助余国外留学,意为黑旗军十年教训计也。余以久病体弱,辞不果行。”⑤
刘永福出身贫贱,且为人刚直,不善拉扯和吹拍,虽然由于抵抗外敌侵略有功的缘故,他得到最高统治集团及张之洞、谭钟麟等官员的赏识和提携,但他毕竟没有关系深厚的靠山和后台,这就使他的官宦生涯充满了坎坷和风险。除了任职总兵二十余年而未迁一秩外,刘永福在抵抗外敌入侵的同时,还要防备自己阵营的官场倾轧和阴枪冷箭,对于刘永福来说,这些来自内部的干扰,有时并不亚于来自外部强敌的武力侵逼。
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上书请缨,万里入越助刘抗法,帮助黑旗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曾是轰传朝野的佳话。然而,半年不到,唐景崧即因刘永福拒绝他提出“代越为王”的建议,而与之反目成仇,成了刘永福的冤家对头。唐景崧不但在广西巡抚徐延旭、云贵总督岑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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