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孝顺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旧中国用以维系家庭以及宗族成员，共同战胜和克服天灾人祸的重要因素。这些情感演化开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很容易发展成为热爱国家和民族的高尚情操。刘永福虽然没有文化，却深受这种传统道德的薰陶。当他离开小家投入社会后，自然而然就会将对于父母兄弟的孝顺仁爱，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升华成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代表着中国普通百姓对外抗争的意愿和决心，它植根于刘永福的天性之中，高风亮节，赤胆忠心，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如同经冬松竹，百炼真金，越是磨砺挫折，越显其坚贞。无论是外敌的强暴，抑或是官场的势利，都不能从根本上灭绝这种可贵的爱国情操，天崩地坼，海枯石烂而终生不悔。比起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在危急关头，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唐景崧、易顺鼎之流，刘永福可能要庆幸自己没有读过那么多书了。

刘永福３０岁时流亡越南，在１８年中，他接受越南政府的官职，做到三宣提督。但越南政府只是利用刘永福及黑旗军镇压各地的叛乱，其实并不真正信任刘永福。刘永福曾对人说：越南政府怀疑他的顶头上司黄佐炎“阴怀异志”，因并疑及刘永福，以至刘永福“时虑法人与朝臣比而谋我，是以屡蒙内召，不敢入朝。”⑧在这种忧谗畏讥、漂泊不安的日子里，刘永福更加怀念祖国，滋长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常有不忘故国之心，”⑨并表现在日常的言行中。唐景崧说他：“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⑩左江道周星誉也说他：“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愿为中朝千把，不愿为越南提镇云云。”①①

当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吃过英法联军大亏的清政府，对于法国吞并越南，威胁我国边疆安全的侵略行为装聋作哑，不敢明确表态反对的时候，兵微将寡、粮饷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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