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７１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１８７４年，日本借此大举进攻台湾，迫使中国签订《北京专条》。由于条约中中方措词较率，承认台湾人错杀琉球人乃是“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③］，日本出兵台湾“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④］，造成清朝在中日交涉中处于不利地位。１８７５年（光绪元年）５月，日本政府正式禁止琉球对清朝贡及一切往来。同年６月，规定琉球改用日本年号，遵从法律，并派遣学生至东京就读。琉球国王尚泰对此表示拒绝。同年９月６日，日本内务省特使松田道之向琉球提出最后通谍，强迫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尚泰王一方面以久隶中国藩封，世修职贡，不便擅自更改为词，恳求日方免办；另方面则密遣专使向清政府求救。近代史上轰动一时涉及中、琉、日三方关系的“球案”事件由此展开。
１８７６年１０月，琉球密使紫巾官向德宏、通事林世功、都通事蔡大鼎等３９人，驾乘小船，避开日本人耳目，冒险出海。１８７７年４月底抵达福州，向闽浙总督何ｊǐｎｇ＠①，福建巡抚丁日昌递交国王咨文，陈述日本阻贡详情，呼吁清廷救助。同年１１月，中国首任使日大臣何如璋一行到日本神户时，马兼才受琉球国王指派，再次向中国使者诉说，恳请中国兴师问罪，以早日从日本手中得以解脱。
面对日本的强行吞并及琉球国的不断呼吁，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清廷朝野发表各自见解，寻求解决办法。以驻日公使何如璋为首的清廷官吏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何如璋使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于１８７８年５月致函李鸿章，认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球人因为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行。”［⑤］他还提出了对付日本人的上、中、下三套方案：“一为选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一为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授万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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