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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案 与近代中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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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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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谨慎统筹全局，制定一个善全之策。李鸿章经过认真考虑，于１０月９日上奏“琉案宜缓务充折”，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１８７１年签定的《中日通商条约》是绝对不能修改的。往昔与欧洲诸国签约是由于“兵战之败，逼不得已”。“利益均沾”条文导致“中国吃亏之巨”，“一国所得，诸国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为助。形成协而谋我之一集团。此弊我政府早已鉴及，故于秘、巴等国之约，已予修正，设使外约动辄牵我内治，我国将亏损虚弱，永无自强之日矣”。故此次“日人立约早欲沾享此利，经与严切辩正，而予以明文限制”。对于内地通商，李鸿章认为，西洋人稍顾体面，内地通商，为弊尚多。日人与我文种多同，且为人贪利无耻，蜂拥而来，与我国民争利，甚或如有是代倭寇之与内奸串连以为害。纷以包揽商税、作奸犯科、勾串不肖之徒，造成社会因扰，其患将无穷”［②⑧］。第二，李鸿章在征求琉方意见后，首先意识到分岛方案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宫古、八重山地瘠产微，往日由住地土民自主，已有食用不足之感，再以该地为建国基地，非但与土民争利，且建国及王室需费完全落空；况且，球王及其世子日本人又不肯释还，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李鸿章清楚地看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且道里辽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堕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②⑨］因此，李鸿章认为，分岛问题，琉王臣民，非但无以付出片许助力，且严峻反拒。跨海鞭长，“治”、“弃”后患均备为堪虑。况且日本还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经商，取得与西方列强相同的权益，李鸿章认为此法不可取。第三，李鸿章赞同陈宝琛论日俄关系的意见。他也不相信联日可以增强抗俄的效果，他判断日本助俄之说多出于当时的香港日报宣传及日人的恫吓，日本所能助俄的，不过以长崎借俄屯兵船，购给米煤而已，中俄问题才是急需解决的关键，“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即使“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③⑩］。李鸿章也反对向日本让步。但是此时球案专条与改约各款的案稿已定，日使专候签约，李鸿章建议清廷声明此约须“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三月限满俄议未成，则“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以此拖延；若俄事于三月内即可议结。拟请旨明示其不能批约之由，宣示该使［③①］。
李鸿章之意见得到清廷许多重臣的赞许。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道：“俄足制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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