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愎自用，不忘“旧恶”，拒绝接受，唐、刘二军遂分。此后，唐氏亡命大陆，台北失守，遂有台中空虚，台南势孤的严重局面。其二，当时台北尚存有白银四十余万两，枪弹二百八十余万发等大量*物资，然而，唐景崧拒绝将这些银两、*器械分给决心抗日之刘永福与保卫台北屏障的林朝栋等部。其三，唐氏就任期间，亲信袒护临时招募的、极少战斗力的广勇等部队，借以欺压驻守台湾的其他能征贯战之军。
以上，笔者在本文的（二）、（三）部分中，从民、绅、军三个方面论述了他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内的反响、表现和作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这种官欺绅、官欺军的局面一直在时明时暗地进行着。面对强敌，他们又希冀于其他列强，缺乏抗日保台的斗志，更不会以身作则。如此种种，焉能不败？！关于以唐景崧为首的官员这一阶层，在分析民、绅、军三个阶层已有叙述，限于篇幅，再简述如下。
自《马关条约》签约至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及时向清政府反映了台湾广大人民、绅士等强烈呼声和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局势，与此同时，他在电文中对自己的去留有着以下认识。(1)三月二十七日“和议成，本可内渡；乃为民遮留，其惨可知。明知屡渎罪重，而为天下计，惟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6页。）(2)四月三日，“愚民惟知留臣与刘永福在此，即可为民作主，不至乱生。刘永福亦慨慷自任。臣虽知不可为，而届时为民劫留，不能自主，有死而已！”（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8页。）(3)四月二十二日，“台民……坚留景崧与刘永福，经反覆开导，再三辞拒，无如众议甚坚。”（注：《台湾唐维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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