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台湾，沈葆桢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远见卓识。（1）呈准开豁*。1875 年1月，沈葆桢奏请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以自由交流往来。（2）开山抚番。为了加强对土著民族的治理，他着力打通山路交通，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既有利于巩固海防，也有利于促进东部开发及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往。（3）奖励垦殖。沈葆桢为了推动台湾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后山的垦殖，在厦门、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募汉人入台开垦。（4）添置府县。台湾原设一府四县二厅，重心限于台南一隅。沈葆桢奏准增设台北府，调整县制，合计二府八县二厅，从而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沈葆桢的治台措施始终以巩固海防、建设台湾为主要目的，从而大大加强和改进了清廷对台湾的治理和经营，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全面开发，揭开了台湾近代化的序幕。沈葆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
1875年5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由福建巡抚丁日昌（1823 —1882年）继续办理台湾事务。丁日昌也是一个洞悉海防与洋务的实干家，他对如何加强海防与经营台湾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早在1868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即建议以台湾为南洋海防的中心；在1874年的《海防条议》中，他进一步建议在台湾驻泊铁甲舰，“以固东南枢纽”；次年，他上书总理衙门，指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注：《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他把台湾视为海防的根本。 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多（1875年12月—1878年4月）里， 提出了“御外为要”的经营台湾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海防，全面开发台湾。他于1876年11 月赴台巡查， 至1877年5月回闽，历时半年余，遍巡全岛，所至督饬官兵、整顿吏治、 抚番招垦、振兴实业，对防务尤为关注。1877年初，丁日昌在奏折中说：“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列强“眈眈虎视，……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轮船开、矿务兴，则兵事自强，而彼族之狡谋亦自息。”（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346—353页。）他建议在台湾“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253页。）。丁日昌对如何经营台湾提出了系统、详尽的计划， 并着手予以实施，可惜不久便因病去职。此后，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度被冷落下来，没能得到应有的推进。直到中法战争时，在法国舰队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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