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两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全台入册田数激增，田赋收入大量增加，年达67.4万余两，比原额增加49.1万余两（注：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七《台湾清赋全功告成，汇请奖叙员绅折》。）。此外，刘铭传还整顿茶叶、樟脑、硫磺（官卖）以及关税、厘金等项，使所有税收增至300万两，后续增至450余万两（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这使全台军饷杂支及其他建省新政所需款项均有了来源，实现了以台财、供台用的目标，为兴办各种新式企业开辟了经济来源，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虽然此前沈葆桢、丁日昌对台湾的经营曾有过许多很好的设想，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刘铭传的手中进行的。刘铭传在抚台短短的七年中，大力提倡革新运动，仅工矿事业就兴办了十多项，开创了台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晚清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被推向了高潮。
3.1891—1894年，台湾近代化运动进入了尾声。
1891年刘铭传去职后，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由于福建协饷期满，台湾财政拮据严重，邵友濂对台湾的近代化建设采取了紧缩政策，先后撤废清道局、煤油局、伐木局等，停止官煤采掘，裁撤西学堂、番学堂、电报学堂，就连刘铭传已经筹设而尚未动工的一些项目也一并取消。虽然邵友濂在这一时期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向绅商借款修筑铁路， 1893年底修至新竹后停修；还设立金沙抽厘局，扩大台北机器厂，兴建台北造船厂等。但建设的速度明显减缓，晚清台湾的近代化已进入尾声。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晚清台湾近代化运动就此夭折。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台湾近代化建设“抵御外侮”的目的最后没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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