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不仅有保存文献史料之功，也有整理台湾文献之劳。最突出的是，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不时把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记载的疏误之处指出来，行文中批评余修府志对一些人物或事件“不及载”、“不备载”、“所载大谬”的文字颇为多见，这实际上是在编史过程中变相地做了文献校注的工作。其实，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他撰《台湾通史》，本身就是在整理千余年来有关台湾的杂乱无章的史料。

第二、《台湾通史》第一次对台湾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连横《台湾通史》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历史的史书，它第一次使台湾历史的记述和研究不再局限于方志学的范畴，而上升到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层次上来，其草创之功不可没！

如连氏所言：“台湾固无史也，康熙二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志》，略具规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后靡有继者。各县虽有方志，而久已散佚，或语多粗陋，不足以备一方文献。”“且《府志》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台、凤、彰、淡诸县虽有续修，局促一隅，无关全局，而书又已旧，苟欲以二三陈编，而知台湾大势，是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其被囿也亦巨矣！”［4］各家方志均系断代而修， 所载又多偏重于所谓王化之功，对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方面却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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