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香港史上还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大陆的各种*势力,都在香港进行不同程度的活动,他们或明(有的也许在港英政府看来不一定是“合法”的)或暗或半公开地在此角逐。历史上围绕着香港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也同样令人扑朔迷离。这里我们不妨从孙中山在港的活动开始作一历史的回顾。
孙中山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而又与香港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也与香港息息相关。学生时代的孙中山,曾经在香港度过了整整的七个半年头。他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与香港西医书院,学到了不少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进步与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也受过他的老师何启、康德黎等人的影响,并与当地青年知识分子杨衢云、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谢缵泰等人交往甚深,这些都与孙中山后来的革命活动很有关系。孙中山自己就曾认为,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在香港。
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环境,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返抵香港,与当地的爱国团体辅仁文社合作,以“乾亨行”商号的名义作掩护,在中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随后,香港更成为策动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在1895—1911年间,以香港为基地或与香港有直接关系的武装起义达七次之多。此外,香港还是革命党人进行舆论宣传、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曾被视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的《中国日报》,就是1900年1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而由兴中会在香港创办的。该社成为当年革命党人聚会、联络的重要秘密据点。可见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不过,尽管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活动在某个特定时期的一定程度上曾得到港英政府的默许,但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领导的首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就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查觉,“香港英国当局也曾将兴中会活动情况暗中电告两广总督”而致未及发难即遭失败。随后,香港总督罗便臣还下达驱逐令,禁止孙中山在香港境内居留。此事在孙中山提出质问之后,香港布政司骆克仍坚持该驱逐令,并表示如孙到港,将“予以逮捕”云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