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决,终致贻误战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募捐以及转运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支援抗战的捐款、物资,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组织抢救文化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斗争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香港还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华南的活动中心之一。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正式在港成立。同月,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重建领导机构。从1948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包括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谭平山、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茅盾等人,就是从香港乘船北上,经东北解放区而转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的。香港当年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所难以比拟的。
所有发生在香港的这一切,似乎都是颇为矛盾的:港英政府为了确保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它一直维持对大陆政权(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权)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为了在大陆的*格局变动中可能谋取更大的好处,它又不能不对对垒各方(如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消长作出选择、判断,并及时调整对策,以免在重大事态或政权易手之时措手不及,等等。这里,有着极其微妙、复杂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率先表示承认的国家之一。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香港同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限于篇幅,还有很多问题未能涉及。可以相信,随着香港问题的日益重要与“香港学”的崛起,香港史研究必将受到学术界更高的重视,将有更丰硕的成果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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