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香港也有过它的贡献。近代的香港文化可谓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交汇。中西文化的拼接以及经济发展后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使香港形成一个既有别于中国内地都市、更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华人区域文化圈。在80—40年代，香港还曾两度成为与上海、桂林、重庆、延安同样重要的文化中心。有的香港学者就认为，这是香港新文学发展的两个高潮，对香港以后的新文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内地大批文化人由是南下香港；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随后又有一批文化人荟萃香江。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爱国人士，也有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包括蔡元培、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陶行知、胡风、蔡楚生、司徒慧敏、萨空了、金仲华、范长江、肖乾等数百人。他们的到来，为香港文坛增添了新的光彩，使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达到新的高潮。30年代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仅新创办的中文报纸即有36家，中文期刊72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有多家新的报刊问世，其中包括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与《文艺阵地》，以及被誉为“人民喉舌”的《华商报》等。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东江纵队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成功地将包括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风等在内的数百名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后（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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