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善于一乡”[59]，即对乡里的稳定和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说，其家“近举平粜周恤乡里”，并非为了“积阴德”，而只是“如其分，尽其力所能而已”[60]。他还认为地方事务“全赖官长吾辈”[61]，然“小民难与图治，宜吾党先为唱导”[62]。主张绅官要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他在《丰豫庄本书·移床问答二十五条》中指出：“今吾吴风俗之坏，常有聚众斗殴、放火抢劫等事，非民禁不可，非地方绅士随时觉察闻于州县不可，非州县请于督抚严禁不可，……吏胥地保知绅士有呈诉，不敢蒙弊州县，而有所危惧，则民禁之力。”这里所谓的“民禁”，实际上就是“绅禁”。这表明，曾沂对乡绅对地方社会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有着充分的自觉。他显然不可能坐视当时吴中“民生日匮”、“风俗大坏”等问题而置之不顾。这样，在时代与自身观念的双重支配下，曾沂最终选择了社会救济这一法门，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乡绅往往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这也正是他们致力于社会救济事业最为直接而表面的目的，即通过社会救济这一途径来加强自身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维护地方治安和巩固传统的统治秩序。这固然是出于维护地方社会利益的考虑，但细究一下，也不难发现，这事实上也是乡绅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所采取的相当高明而有效的手段。应该指出：通过一定的组织（比如义庄）来加强社会控制，并非一定要利用强制或暴力的手段。事实上，在尊奉以礼治国的传统社会中，赤裸裸的暴力或强制往往会被视为为富不仁而遭人唾弃，真正正统的士绅常常是采用行善举之类行为来提高自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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