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乡绅的社会救济行为对挽救生命、改善民生、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一方面出于他们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可能存在的私心杂念以及某些技术上的失误，使得他们的行为不仅难以对社会整体的进步做出贡献，也不太可能真正满足社会对救济的需求。就丰豫义庄而言，显而易见，清末苏州的社会形势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究其根源，主要还在于，作为一介闭目塞听的乡绅，尽管有可能察觉到社会弊端，却无法超越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找到问题的实质。既不能探明真实的病因，自无法开出合理有效的药方。在潘曾沂看来，民主凋蔽，只是因为乡民太惰、赋税太重和耕种不得法；浮民日多、逐末之风渐盛则是由于风俗大坏，乡民“厌农之勤苦而喜末之闲散”。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传统*体制本身的弊病和逐末之风的合理性，甚至也没能察觉到当时不断激化的人地矛盾。面对三千年亘古未有之变局，他依然固守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认为“昔之富本富也，实以力田为本。今商贾半之，谓之末富，生财之道不若古之足恃”。[69]“耕种之理，导民之路，在于务本，不可不亟亟也。”主张禁毁茶肆酒坊之类场所，使人“无所容身嬉戏，荒其本业，然后徐议劝农之方，严定抗租之罪”。并认为这是“究本探源之始法也”[70]。以如此举措求发展社会、改善民生，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显然，一个乡绅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企图以单纯的社会救济来济世，哪怕有再高贵殷实的家族做后盾，自己再有热情和才干，至多也只能救一时之弊，而对社会整体、长远的发展势必难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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