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可以直达好望角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262页。）又如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将与缅甸铁路相接，并将成为“自印度至中国最捷之路”；广州思茅线至镇南关，与法国铁路相接。（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2页。）这种连接不仅便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促进中国和有关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发展；而且对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正在蓬勃兴起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支持与配合，都大有裨益。
复次，对中国西部的开发，孙中山等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主要依托。早在1891年前后，孙中山在谈到开垦西北时，就以“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为例，微露出利用外资开发落后地区的意向。1912年孙中山拟制修路计划时，即声称“取开放主义”，明确提出须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外人方法，且认为“最好是批给外人包办”，并将从广州到成都、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兰州到重庆、从长江到伊犁，即拟修筑的三分之二的干线，列入对外开放项目（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461页。）《实业计划》中更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舍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7页。）。他宣示建筑西南、西北两大铁路系统，“于中国人民为最必要，而于外国投资者又为最有利之事业也”（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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