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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对开发中国西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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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0: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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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言伟论，确臻于中国近代先进人士开发中国西部观的最高水平，它是主动开发中国西部同谋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较高层次的结合，是基本上适应世界潮流和人群需要的擘划。它给后人留下不少兴味深永的亮点，并有它的可贵前瞻性，反映了孙中山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和苦心、以及对中国西部的深切关注。可是，这一谋画在当时却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第一，在国家没有获得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外援，而又谋权操自我、富国强兵是不可能的。有如孙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里所说：“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24页。）即必须先有国家独立，才能谋国家迅速发展。第二，当时军阀擅政、割据与混战，谈建设只是空谈；人民没有获得民主、安定而又穷困，没有能力也没有积极性参与国内建设；外人也因缺乏良好投资环境而不愿大量投资。第三，孙中山对国情世情以及经济发展规律都认识不足，对开发西部的困难也估计不当，急于求成。其所拟计划过于庞大，国内资金、技术既严重不济，外援又难以得到，在上述其他不利因素的共同反作用下，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拟制后，只能搁置一边。当时情势又驱使他率领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最终，他也只能把包含开发中国西部的《建国方略》作为未竟而又亟望实现的理想蓝图，列入遗嘱，留给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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