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而且商人群体并不见得一家炫耀奢侈，“农贾工作之徒，皆著本业，不以奢侈华丽为事”（注：康熙《会稽县志》卷7《风俗志》。）。绍兴府“有陂池灌溉之利，丝布鱼盐之饶，其商贾工作，皆习简朴，不华丽”（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990《绍兴府风俗考》，第16566页。）。嘉庆《涉县志》，“西人善贾，涉民慕之，远出逐什一之利，苏杭关东无不至”，然当地“虽富室无华构”，“今俗尚虽浮靡，而此乡愿朴如故”（注：嘉庆《涉县志》卷1《疆域志·风土》。）。
（四）虽然奢靡观念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某些传统观念仍继续保持。“奢靡”观念的相对变化体现出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有限性。
首先，对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继续肯定。在明清人奢靡观念的变化中，提倡或放任奢侈是有条件的。如陆楫说：“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也就是“因俗而治”。魏源也说“禁奢崇俭”，“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这些人包括地方志的作者均强调奢侈与生活水平提高、物产丰盈、经济发达以及个人经济状况优越这一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但关于奢侈对个人、家庭的危害也有明确的认识。如魏世ｘｉàｏ＠(25)说，“奢者之靡其财也，害在身”，“而暴殄天物，僭礼逾法，害身而丧家。或则其子孙受之，饥寒流离，以至于死，故曰：害在身”（注：以上资料出处参前揭文。）。顾公燮说：“况此种暴殄之徒，率皆骄盈矜夸，不知稼穑艰难，使必定以限制不得逾越，势必归于嫖*一途，是外虽不奢华，而其实比奢华尤甚”（注：顾公燮：《清夏闲记摘钞》卷上《苏俗奢靡》，上海涵芬楼秘笈本。关于此，可参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从相对的意义上讲，存在着“崇奢黜俭”；而从普遍的意义而言，则是“崇奢”未必“黜俭”，与前述乾隆《清泉县志》对稍许奢华“可无奢而示俭之虞”形成鲜明对比。浦城县志主张对于民间普遍的过多消费保持警惕，“婚嫁竞华侈，庆唁颇逾礼，生女多不育，疾病缓于延医，急于巫祝，居丧作佛事，所费不赀，信堪舆家言，停柩或十数年不葬。示俭示礼，是在主持风教者”（注：嘉庆《浦城县志》卷6《风俗》，引顺治县志。）。主张对于家庭而言，个人收入与消费必须相适应，否定不顾个人收入的一味消费。
其次，对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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