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登庠序而躬竞锥刀。良由井疆如故，户口日繁，人满为虞，则谋生是亟，固其所也”（注：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引成化、嘉靖与乾隆（钱）志。）。万历《冠县志》卷一也说“冠盖之家公然为商贾之行”。云霄县志说当地“有理学之儒、有气节之儒、有文学事功之儒，最下名利之儒极矣”（注：嘉庆《云霄县志》卷3《民风》。）。 通过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在一些地区已成时尚，南靖县“山居之民，种苎麻、竹、蔗，高下瘠地皆宜，取值颇多，俗尤尚之”（注：乾隆《南靖县（姚）志》卷2《风土志》，乾隆八年刊。）。在此形势下出现对从商言利的肯定，认为工商也是本业，明人赵南星说：“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注：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4《贺李汝立应科举序》，崇祯十一年刊本。）王阳明认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国之所及者而业焉。”（注：王阳明：《阳明全书》卷25《节庵方公墓表》，四库备要本。）士农工商并无质的差别，商人地位得到提高（注：余英时指出：尽管我们在明代以前找到商人活跃的事实，甚至清代中叶以后仍有轻商的言论，然而新四民论即商人地位的上升在16世纪开始显现。有关从私人文集资料来说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请参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54—373页）。）。
在不少地方志中，虽对从商言利有所贬斥，却未将其归之于奢侈。如山西汾阳县“民遂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而又无富之实，有富之名”（注：康熙《汾阳县志》卷4《风俗》引知府赵乔年《风俗利弊说略》。）。龙溪县“邑地瘠卤，恒仰食于他郡，火耕水耨之夫，终岁勤劬，犹苦贫，惟种蔗及烟草，其获利倍，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田渐少而粟弥匮乏，几何其不枵腹耶。邑工号最朴，近则纱绒之利不胫而走，机杼轧轧之声相闻，非尽出于女手也；木工圬者竞为雕梁朱甍，以负妍斗巧，细至垆镌缝纫之属，亦争能角技，厚取值焉。大商巨贾，握算持筹，以外洋为膻壑，危樯高舰出没驶风激浪中，脂腻所归，无所畏苦，而酒削卖浆者流，来自外郡，刀锥之末，亦足自豪。末富则病农，此之谓矣”（注：乾隆《龙溪县志》卷10《风俗》，光绪五年增补重刻本。）。有的地方志将工商之众视为合理现象，如弘治《句容县志》说，“因地窄人稠，于勤农之外，商贾工艺尤众，家多富饶，而文物颇盛，人皆以京畿首县称之”，并未对从事工商业予以谴责（注：弘治《句容县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更值得注意的是， 与传统的视工商为末业、工商业者导致奢侈之风不同，有的地方志认为不仅士农工商均是客观存在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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