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认为奢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衰退，正德《松江府志》载：“成化以来，渐侈靡，近岁益甚，然其殷盛非前日比矣”（注：正德《松江府志》卷4《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甚至说奢侈必将引起上天的惩罚，应引以为戒，康熙《巢县志》曰：“至万历末及天启、崇祯初，人争以宫室高大，衣服华丽、酒食丰美为荣，燕会海味错陈者数十种，器用务求精巧，至担夫妇女，亦着彩帛，田农佃户亦设丰席，虽借贷亦为之，非是则以为耻”，“皇清受命，渐返朴素，然积流既久，余俗犹存，不知靡费天物，必有天殃，与其奢丽以召灾，岂若俭勤而好义”（注：康熙《巢县志》卷7《风俗》。）。

不过与上述逻辑不同，有的地方志已认识到风俗奢俭实与物产丰啬有密切关系，“物产之难易丰啬，实与风俗之勤惰奢俭相为表里”（注：乾隆《永春州（郑）志》卷7《风土志》。）。 实际上早在明代中期，有的地方志已对建立在经济繁盛之上的所谓奢侈的否定意见提出质疑，正德《姑苏志》说：“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陆海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添，心殚精巧，信鬼神，好*祀，此其所谓轻心者乎？”崇祯《吴县志》对此观点予以继承（注：正德《姑苏志》卷13《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又，崇祯《吴县志》卷10《风俗》，文字稍异。）。明清时期有些地方对奢侈现象已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风俗奢僭……官府习于见闻，通无禁约，间有一二贤明之官，欲行禁约，议者多谓奢僭之人，自费其财，无害于治，反讥禁者不达人情”（注：何塘：《民财空虚之弊议》，《明经世文编》，第1440页。）。在浙江，“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注：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第79页。）。赵翼在广州的做法也属此类，“广州珠江＠(23)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23)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23)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曰：‘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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