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经济盛衰相联系，由对奢侈的主观批判转向寻求、解释其背后的客观原因，为奢靡的存在寻找依据。嘉靖《太平县志》记载，明初“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人们衣着住居朴素，合乎规定。“正统间，稍稍盛此，法网亦渐疏阔”。成化弘治间，“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丈夫衣文绣，袭以青绢青绸，谓之衬衣，履丝策肥，女子服五采，衣金珠”。正德中年以来因经济衰退，“虽日挞而责其奢靡佚游，不可得已”（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虽然也提及法律疏严与奢侈风气之间的关系，但将经济的盛衰作为最核心的原因，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太湖县地方资料认为，当地明末时“日流侈靡，乐嬉游，相习浮竞，亦渐积使然。今又颇向勤俭，或亦势穷则返之理耶”（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78《安庆府风俗考》，第14711页。）。康熙《龙游县志》也持同样观点：“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尚，近日物力不瞻，始稍稍从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更有的县志回避等级伦理，由对所谓奢侈的指责与否定变为一定的肯定与赞许。康熙《石埭县志》载：“《旧志》，灯节有四十八大姓，轮放花灯，照天烛地，笙歌达旦，为鱼龙曼衍之戏。此虽耗费，然亦见升平日久，风景繁华。今则闾阎告匮，亦无前此之侈靡矣”，将所谓的侈靡视为社会升平、经济文化繁荣的表现（注：康熙《石埭县志》卷2《风土志·风俗》，1935年铅印本。）。另外就同一地区而言， 认为奢俭之别是由于贫富不同造成的，乾隆《安溪县志》指出：“贫富不一，奢俭顿殊，城邑乡村，习尚不无各别”（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礼制》。）。道光《广宁县志》说：“康熙雍正间，墙宇质朴。 迩来山田广辟，特产之利数倍于前，附城富室，陶砖砌石，丹楹刻桷，一屋动费多金，乡村富户大略类是。其次多用土砖，略加粉饰，贫民则茅茨竹篱，仍前俭朴”（注：道光《广宁县志》卷12《风俗》，1933年铅印本。）。
上述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这一认识在部分私人文集中也有反映。陈祖范曾对此评述道：“闻诸故老，享宾或二品四品而已，今以陈馈八簋为常供，器加大，味加珍；衣服多布葛，冬寒绝少裘者，今出必重裘以为观美，余时非罗绮不御矣；往时屦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歌酒之画舫日益增，倡优之技日益众，婚娶摄盛之仪日益泰，为土稚桂魄诸哗器之物日益巧，隙地皆构屋，官河为阳沟，而琴川故迹益湮，凡此者岂非人民富庶之效哉？”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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