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财利予以否定，“重利”而不“轻义”，重视工商而并不轻视士农。在地方志中，对于重利忘义行为予以谴责：“按今时婚嫁皆以为重事，然古之重重在承先，今之重重在夸俗，故以多仪为尚，岂知极盛难继，而偶缺又易召嫌，以致婚媾仇仇，骨肉参商，皆言利实始之”（注：乾隆《诸暨县志》卷9《风俗》，乾隆三十八年刊本。）。乾隆《蒲州府志》说：“所为俭者，贫富之隔，秦越视其亲戚者有焉，锱铢之较，财贿重于性命者有焉，乃至千金之子，躬田耜而不休，封君之家，同后门以自觳，作劳不顾其迫，处己莫知其余”（注：乾隆《蒲州府志》卷3《风俗》，乾隆十九年刊本。 该志对人们过多从事工商业有一定的否定看法，“郡俗以勤俭闻者久矣。然其所为勤者，或逐刀锥于末富，而力不尽乎田蚕，计不知乎树畜。幸岁一获，则妇子饱食而嬉，丈夫负柱而息”。）。明人中后期以来，工商业得到肯定，但不管是赵南星所说的工商与农业一样也是本业，还是王阳明所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均是肯定工商业（者）的地位与重要性，没有将其凌驾于士农之上，重视工商并不是要全部放弃治学入仕与经营农业。而且即使就工商业者地位变化的认同而言也有一定限度，姚世锡记载严我斯在一次聚会中的行为就颇为典型，“严存庵（即严我斯）先生，康熙甲辰首胪，官至少宗伯……公居乡极严肃，人绵敬惮，县父母诞辰，乡士大夫制锦称觞，一市侩援例入成均，厕名其中，窃附宾馆末座，公齿爵俱尊，居首座，与者皆旧识，惟末座垂首无一语，公谛视之，大声问姓名，其人举以对，公毅然曰，此间非足下坐处，其人踉跄而去。”（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37页。）可见即使是援例入国子监，也因曾做过商业买卖，不仅自己有自卑心态，也为官宦所不齿。
第三，尽管礼乐之制稍有变化，但伦理纲常、等级秩序依然作为判断奢侈的关键性标准。明清时期人们并不拘泥“六礼”等规定，而是有所变通，抛弃了一些繁文缛节与消费事项。有的地方志作者认为，风俗原本因地而异，不可能整齐划一，“夫五方异习，千里殊风，民生俗尚大都勿类焉。尔君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以一道德同风俗转移化导之机，诚在上而不在下也”（注：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对迂儒拘泥《朱子家礼》，稍有不合大加底毁提出批评：“王者监于前代，斟酌损益，各成一朝之令典，或有偏州下邑，习俗所沿，要皆总其大纲，禁其太甚，使不悖于道耳。拘儒不通礼意，动引据《家礼》一书，稍有未合，则以为非，虚文诋饰，欲以移风易俗，盖亦疏矣”（注：乾隆《永春州（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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