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即使就再婚而言，财礼也只是试图结婚者费用支出的一部分，此外准备住房或租房，家当配置等方面仍需要财力投入。不过，财礼却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能够出得起财礼，才具备请人说媒的基本要求。

    根据较普遍的认识，在清代中期，没有土地靠租佃别人土地和佣工为生的人口比例不低于40%。若再把有少量土地，但还需靠租佃土地和佣工收入作为补充的家庭考虑进去，其人口比例在50%以上。如按平均20千钱的财礼标准和5-10千钱的其它花费来要求，这些家庭出身者将遭遇婚姻的困难。然而却不能说有如此高比例男性的婚姻将会推延。通过家庭成员的协力帮助，即使在困厄之中，一些人仍能比较及时地得到婚配机会。但有不少缺乏家庭支持的人，为娶亲不得不长期积累，以致耽误了正常的婚姻时间。档案中这类事例很多。

    贵州大定府人高洪贵供，33岁（乾隆五十四年）父母死过没依靠，是高应钦把小的收留做儿子。那时有14岁。后继父故，小的出外各自谋生，在云南骆马厂做买卖，有十来年，积得几两银子。五十三年九月到大定看望继母，想要在继母家居住娶亲（议政大臣阿桂，54.7.22）。此案中，高究竟积攒多少两银子，不得而知。不过即使按他20岁开始有结婚愿望，至33岁才自认为有了结婚的经济条件。而这时，他已处于婚姻失时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经济状况较差，本身年龄又偏大者常常将婚娶对象定位在寡妇身上。这或许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年龄轻的未婚女性不会选择他们，年龄过于悬殊；二是与寡妇结婚的费用较低。特别是财礼以外的费用较低。因为与寡妇结婚实际是一种及时婚姻，不用等待时日，礼节性的破费也会少一些。这就像在市场上卖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按照档案中的案例，丧偶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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