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档案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妇女婚姻的较高数额财礼对男性婚姻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一旦有寡妇再婚或有人卖妻卖媳乃至拐卖他人妻子之时，又很容易找到娶主，并且绝大多数娶主为年龄相对大的初婚男性。它说明社会上有一支数额不小的未能及时婚配的男性存在着，他们中一些人在积攒了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钱财后，基本具备了结婚的最低条件——提供对方所要财礼。然而由于其年龄较大，一般较难在未婚女性中选择配偶，所以他们将目光投向再婚妇女。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形势，再婚妇女才会非常抢手。寡妇之家才会有奇货可居的心态。以至不少地方出现“孀居之妇，亲族人等图份财礼，争相媒合”的局面（注：乾隆《长沙府志》卷22。）。

    在传统社会，婚姻中男女结合的背后是财产的结合。这就是说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婚姻地位和婚姻机会。总体上讲，婚姻机会是与家庭经济水平成正相关的。在传统社会的婚姻市场上，男性既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方，只要具有经济实力，他将有较多的选择配偶的余地；但同时他又是非常被动的，若没有足够的财力，他将失去婚姻的资格。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婚姻也需要基本的奁费，在一些地方奁费甚至很高。不过较之男性所应付出的聘金（财礼）、媒钱以及房屋家当置备这些硬性约束，奁费是一种软性约束，其数额高低完全由民俗和娘家经济水平所决定。并且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它不会对女性婚姻构成障碍。笔者在另一项依据档案资料对18世纪中后期中国初婚年龄的研究中发现，该时期女性在20岁之前完成婚姻者占80%，并且至22岁，90%已完成婚姻。男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0%和70%。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调查中的女性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而男性中有不少出身社会中下层者在30岁以上尚未婚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的协调关系一旦被打破，将会出现两种抑制，积极抑制与消极抑制。他将欧洲黑死病以后出现的晚婚晚育状况视为消极抑制，并且认为后者只发生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我们认为，中国婚姻中的论财行为对出身社会中下层者婚姻的限制（婚姻失时，难于在较年轻女性中找到婚配对象甚至终身没有婚配机会）实际也是消极抑制在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与西欧不同的是，清代中后期的消极抑制主要表现在出身贫穷和比较贫穷的佃农、佣工及其子弟身上，而在富裕家庭男性和绝大多数女性成员身上则较少表现。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