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内涵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经费来源上，过去的救疗机构主要依靠社会捐资或官员的捐廉以及他们捐助的田 产、房产的租金。这类经费来源，前者随机性强，缺乏稳定持久的保证；后者比较稳定，但灵活性差，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难以保证得到长期强有力的管理，易致侵蚀 、流失。这些虽仍是同治以降出现的医药局或善堂的重要经费来源，不过已有机构开始以商行铺户的抽捐作为自己的依托了。如南浔的医药局以抽丝捐为可靠的经费保证，具体办法是 “丝每包捐钱百余文”①。丹阳之栖流医药所，“医药之经费，酌收铺捐”②。除医药局外，不少具有救疗功能的善堂也采用了这种获取经费的方法，如同治元年兴办的上海保息局， “经费以丝捐为主”③。嘉兴府濮院镇的保元堂，“经费有葬会存息及丝绸菸茶等捐”④。光绪时，宝山县的善堂，“经费由地方绅士先后捐置，及典铺月捐等项”⑤。相比之下，这 一经费来源不仅比较稳定可靠，而且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另外，过去的施医送药完全是免费的，同光以降的医药局，虽然主体上慈善机构的性质并没有 改变，但施诊开始收取一定的号金，即挂号费，如真如施医局“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三 十文”。杭州的一医局，“不收看封，只要挂号钱廿八文”⑥。由于号金的收取，使这些医 药局可以做到经费部分自给。如川沙的医药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三年(内除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统计遗失)，共施医十万四千八百余票，收入大小银圆一千六百五十 二圆五百十三角，又钱二十一余千文。支出大小银圆一千七百圆二百十五角，钱五十一千余文。所有不敷经费，由堂拨给”⑦。资金缺口已较小。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 的基础。

    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 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⑧。丹徒的卫生医院，原本只是“常平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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