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性。再次，西式医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 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⑤。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⑥。即 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在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日益增多⑦。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的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最 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 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⑧等。又如，光绪末，苏州的 杨君谋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 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月底，计历四月。”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 “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而告流产①。从中不难看到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 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
三
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清代国家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法 律的依据和实际的指导。不过，这一事业仍是国家没有界限的、模糊的职能的一部分，故在没 有朝廷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也可能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 ，尽管它要受到官员的个人素养和能力、地方社会和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救疗既有临时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就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不过自乾隆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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