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把西方国家强大先进的原因归结为重视游历（“无一不从游历得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以此而告诫中国绅士，要跨出家门，了解社会，跨出国门，了解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中国绅士只要走出闭塞的乡村，实现向城市人士的转化，中国近代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就会随之解决，“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23](383)

    郑观应身体力行，实践他关于游历的思想。他本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汉口等大都市作为自己活动舞台，早年充当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这是他绅士身份的标志）。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中法战争时期，为了联络东南亚各国共同抗法，他曾游历、访问西贡、暹罗、金边、新州、广州、会安、河内等东南亚各城市，“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曾在家乡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闻业务又以启迪民智、传播西学、反对侵略为宗旨。大城市里那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4](p9809-9810)

    为了救国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维新时的绅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维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绅士的城市化，“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25](p390)。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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