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书，在上海、天津办报，在广州、长沙交游。如在广州，“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锦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26](p26)绅士的城市化，为他们交游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他们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真正形成一个有共同立场和志向的群体。梁启超回忆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27](p61)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维新理论也是与其他绅士交游、受其他绅士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了解得力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28](p197)
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长在乡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乡村的士绅。他们受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以四川为例。石青阳，“清末应童子试为秀才，入重庆府中学校”，“丙午，谒香山孙公于东京，遂入同盟会。”[29]张知竟“隶附生籍，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30]。曾省斋“幼习帖括业，应试中秀才；痛满清政府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驱使，弃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职志”[31]。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遣员绅出国游历与留学。1903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到：“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谘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员绅游历游学的目的，一是培养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又能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监视和左右自费留学的进步青年，使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