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官费的，无论是新式知识青年，还是传统的士绅，他们出国留学都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过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5](p37)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使中国绅士和青年眼界大开，感慨良多。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首先称赞日本的现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公社，公道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反映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这次跨出国门的机会才使他们猛醒，“若使某等镇日守乡里，抱妻子，黜聪堕明，深闭固拒，一无闻睹于外务，则等此黄胄之脑质，亦宁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甚至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国有“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就要维新（后来是革命），要维新（及革命），就要学外国，要学外国，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国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动和到日本、欧美各国求学。毛泽东那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对中国绅士城市化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两个因素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绅士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辩证关系的领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这是民族主义，到城市和外国去学习侵略者，这是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应当发展到世界主义。罗志田认为，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主义。[38]王韬对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说：“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39](p13-14)蔡锷认为西方各国的入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激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他说：“中国近二千年来，其所谓敌国外患，不过区区野蛮种族，沓然侵入。未几皆为天演力所败蚀，以致日就消亡。……职是之故，而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说民族主义发展到世界主义，并不是说到了世界主义就不要民族主义了。恰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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