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城墙，原来主要是官府的象征。中外学者都指出过城墙的*意义：它们意味着官府之所在。1869年一名英国人到保定府城，称：这是*上重要的城，“城说不上有何防御，但高大厚实的城墙，就是对付中国炮队的有力防御……商业上，此地并不重要。它的重要在于它是总督和布、按两司的驻地。”（注：Oxenham to Sir Alock,in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appendix.）华北有一些边境地点往往建有土墙、砖墙甚至是石墙，那是军事上重要或曾经重要的标志。至于在内地村庄建立土墙，“出于劳动协作”则未闻，共同防御的需要，却是确实的。雍正《井陉县志》：“雍正二年奉旨，着各村庄周围筑打墙垣，挑浚壕沟，两头设立栅栏……”云云。光绪《丰润县志》亦记：“前县屡奉宪谕，各村镇周围筑墙挑壕，设立栅栏窝棚，轮流看守。”这都是官府为了防止盗贼或“叛乱”而令乡村照办或乡村自己因安全的需要而建造。在清朝民间反抗和动荡剧烈的时期，村庄自行建立土墙以加强防卫，在北方乡村相当流行。同治《束鹿县志》卷6武事篇有“村寨”云：为防御“东匪”张锡珠及“捻匪”张总愚，数十村结有村寨，均同治年间筑，周围数百丈或近千丈，高厚一二丈，外沟深宽一二丈，共45处。光绪《赵州属邑志》记载：隆平县有18村在同治初年因“捻匪滋扰”而筑寨防御；宁晋县因“数十年来寇扰”，村庄筑寨达37座，较大者，寨周达千丈以上。这些就是由于实际的迫切需要所致。

    村庄建土墙以保安全，不仅在直隶，也在华北其他地区。光绪河南《鹿邑志》载：鹿邑有村庄3214个，有寨者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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