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民国山东《定陶县志》记:“咸丰十一年本地捻乱起,四乡集镇多建圩堡以自卫……迩来变乱时起,四乡无寨者屡被害。”1869年即同治8年,一名英国传教士在从山东东平州去兖州的路上,目击许多村庄建土墙的情况:“每一村庄都有土墙围绕,或村民正忙于建造环村土墙,这是由于出现了造反者。”他从直隶进入山西,在去太原的路上,见到很多有土墙的村庄,规模有大有小,有的两村或三村围在一起;较小的,往往以某个个人的庄园为中心,周围是些佃户的小屋。(注: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pp.214,325.)
筑土墙以保护村庄,南方亦有。据民国《沛县志》,江南沛县之夏镇,城筑于明代,清咸丰初利用旧城筑砦。李家集有砦,周四百余弓。闫集砦,周八百余弓等。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广东澄海有渡头寨、樟林寨、长子寨等,“百姓因寇盗充斥,置寨防御,自为战守”。
不仅晚清,入民国后,由于内战蔓延和盗贼嚣张,“北平以南很多村庄修建了土墙,通县政府甚至命令所属村庄建墙”。宛平县某村在1885年即光绪十一年修建的土墙,到1925年不得不加以大修,以使之能继续使用。(注:Sidney Gamble,North China Vill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6.)可见村落建墙并非一般之风景,而是为了安全,这是当时的时代影响于村落面貌的一个重大标志。
村庄建立土墙,自不如砖城石墙持久。束鹿县同治早年所筑的数十处土墙,三四十年后在光绪三十一年续修的《束鹿县志》中未再有记载,可能已经堙没。19世纪这类有土墙的村庄,至今可能更难以有实物遗存了。检阅光绪初年形成的直隶深州村图,却有几个村绘有土墙、寨门,使我们得以略见概貌。
深州村图284村中有3个村的村图绘有土墙,其中2村的村图文字注明“有土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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