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东与河南

    道光年间山东泰安府东阿县城城市人口可达6000人以上，回溯至乾隆年间，可能只有5000人。1934年，东阿县城人口总数为6450（注：民国《东阿县志》卷1，《舆地志·户口》。），与道光年间相比，无明显增加。临清、济宁的商业地位随着漕运路线的改变和津浦铁路的通车而迅速下降。1953年山东省辖7个城市中，已经没有临清。是年临清县的人口总数仅为26万余人，比乾隆时期临清城的人口稍多。济宁市虽被列为省辖七市之一，但其人口仅有8.6万。估计清代末年的临清、济宁二城人口最多只有5万左右。

    仅就上述三个城市的人口变化进行任何推论都是困难的。笔者只是猜测，清代末年山东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不会超过乾隆时期。即使某些城市人口有所增长，也仅仅能够抵销临清、济宁及一批沿运河市镇的人口锐减。

    即使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仍为乾隆年间的137万，然1893年山东人口已增至4100万左右，而乾隆四十一年只有人口2790万。因此，山东城市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仅占总人口的3.4%。许檀(1996)认为，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化趋势表现得相当明显。然而，非农化与城市化并不表现为一个同步的过程，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河南省县城人口数较北方各省为多。如滑县，咸丰年间县城内四坊共2084户，共“丁”9770口（注：民国《滑县志》卷5，《民政志第四》。）。民国十七年（1928年），滑县城有1904户，9677口（注：民国《滑县志》卷6，《民政志第五》。）。这次调查极其详细，应当可信，只是与咸丰年间比较，数十年间县城人口没有增加。禹县的情况也大体如是。光绪末年，县城男6784人，女2695人（注：民国《禹县志》卷6，《赋役志·户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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